［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创造历史的考察,是聚焦于社会生产方式展开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入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四重关系——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关系、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引发的新的需要的关系、生命的生产即繁殖关系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唯物史观的历史性生成即是建立在以上四重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唯物史观还深刻阐释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共同体阶段——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到真正的共同体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会最终消灭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关键词］唯物史观;劳动分工;《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个历史性生成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中深入阐释了唯物史观，国内外学界也对这些著作中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人学理论、分工理论、利益观、异化理论、交往思想等做了分析，这些都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创造历史的考察，是聚焦于社会生产方式展开的。本文围绕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中“社会生产关系”这一核心概念，从人类社会的四重关系、劳动分工与劳动异化、走向自由和解放的共同体这三个方面阐释唯物史观的划时代意义，揭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进一步深入理解唯物史观的历史性生成与重要意义。
一、人类社会的四重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展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入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四重关系——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关系、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引发的新的需要的关系、生命的生产即繁殖关系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深刻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生活中的四重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首创性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未来发展方向，也凸显了唯物史观在解释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大理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第一重关系是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关系。“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人们必须首先生活（活着），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吃喝住穿”等是活着的首要内容，也是活着的前提。人们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现有的和必须生产的实际手段和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个人物质存在的再现，而是这些个体的一种明确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内容是一致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们实现其物质生活的基础，也是人类超越动物界的最低界限，是人类历史的诞生地和基础。人本身则是通过自己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及与之相应的生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同时也是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实现人类的物质生活需要并为满足其他生活需要奠定了基础。”[2]
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第二重关系是为了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引发的新的需要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3]这种在需要中形成的关系，实质上也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因为生产决定了需求的程度，正是在这种不断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中，生产力得到了发展，科学技术实现了进步，人们结成了更具有复杂性和总体性的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第三重关系是生命的生产即繁殖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命的生产也是家庭的生产，并形成了基于血缘的家庭关系。因此，人类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的生命，通过生育生产他人的生命，这些都构成了生命的生产。生命的生产具有重大意义，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变化。“因为生命的生产首先必须从自然界获取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人们在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亦建立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塑造和发展了人与人的交往形式、社会关系，实现了自然的属人性和人的自然性的统一。”[4]
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第四重关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5]共同活动的方式（生活方式）就是“生产力”，表现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又直接影响着生产力能否突破现有历史阶段的束缚，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不断推进的。
唯物史观的历史性生成即是建立在以上四重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历史是人类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个创造活动离不开人类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所创造出来的这个感性世界。”[6]应该说，人类所结成的最原始的关系就是物质关系，并且随着人们的需求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形式，增添新的内容，从而产生了由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历史”。“由此，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已经十分清晰了，即个体为了生活而进行物质生产与组成家庭关系，并随之产生新的需求和为了满足需求而进行生产的活动。在这种需求和生产力不断前后相继发展的过程中，历史关系也随之被推动前进。”[7]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活方式”概念与马克思后来确立的“生产方式”概念有着差异，因为后者“不仅包括人们获得的生活方式，而且包括他们为了获得生活方式而相互建立的关系”[8]。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生存方式”概念，提出了一种不仅仅是技术的“生产方式”：“它是通过生产而实现的社会存在，一种‘生活方式’。”[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更加侧重于从分工角度而不是从劳动异化角度阐释和展开生产或生活方式。“显然，在追求拒斥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意识形态的政治辩论目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焦点从财产关系和劳动的异化转向了生产形式。”[10]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四重关系之后，强调了基于物质生产的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重视生产关系在人类劳动实践活动中的独特作用，才能澄清人类历史发展的运动规律。
二、劳动分工与劳动异化
马克思恩格斯重新强调社会生产关系与剥削关系之间的紧密联系和重要性，这又涉及劳动异化的分析。在马克思的早期观点中，明确了社会剥削关系以劳动异化为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确定劳动的异化是财产的起源，是社会持久不平等的基础。马克思主张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构成私有财产发展的矛盾状态。“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前进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因此，它还不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但是，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发展了的矛盾关系、因而也就是作为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11]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论述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及其与私有财产的关系，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雇佣劳动不可能为无产阶级创造财产，“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12]。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财富的分析是从商品开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砌’，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13]通过聚焦于商品这种特殊的财富形式，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财富归结为商品的使用价值的错误论断，而将财富归结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14]。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场手工业的分工的专制是互相制约的，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因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前提，所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地，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15]
其实，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起，马克思就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会成为阶级社会的最终形式，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其明显的自由经济关系，以及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内在驱动力，推进了通过社会生产关系加剧劳动异化的现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了进一步阐释：“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6]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必然带来劳动异化，但同时为消除这种异化、建立新型的社会所有制奠定了基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提出了一种新的因果关系，即一般的生产与阶级社会中剥削性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因果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强调了劳动分工的主要社会作用，这种分工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的，这与亚当·斯密的观点有关：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每个国家发展其生产力的程度、劳动分工和内部交往。而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乃至整个国家自身的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其生产和对内对外交往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最明显地表现在劳动分工的程度上。每一个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已知的生产力的数量扩展，就会带来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国家内部的劳动分工，首先导致工商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分离，这其实也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与对立的标志。“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17]通过劳动分工，在这些部门内部，各个人之间的各种分工进一步发展。劳动分工的现有阶段也决定了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到劳动的物质、工具和产品。“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这种分离在随历史保存下来的城市（其中有住有犹太人的城市）里被继承下来，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18]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财产只是劳动分工的一个方面，这与经济学家认为财产是“自然形成”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财产既是劳动分工的一个方面，也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源于被社会组织起来的个人再生产活动导致的劳动分工。
在揭示社会财产与劳动分工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又提出，阶级是劳动分工的产物，是在各种劳动分支中发展起来的。“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19]这种车间分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起着核心作用。“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是由每个工人每小时产出的增加引起的，通过技术革新展现了工资劳动对资本的实际消耗，通过管理层对生产过程的积极控制实现，这种增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独有的。相比之下，与不同职业的专业技能相关的独特社会身份的增长和维持，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分工倾向于在生产和交换中增加具体的社会身份，同时在个人层面上增加社会相互依赖性和复杂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释了分工导致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分工也将剥削和异化的问题重新联系起来，因为分工使得劳动发生了差别，使得生产和消费发生转变，也诞生了直接生产者和消费者。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预示着分工的开始。“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20]分工包含着以上所有的矛盾，而且也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互相对立的家庭为基础的，分工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等同的，是同一种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分工导致的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严重的，“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21]。在很长的时段，分工还不是自愿的，人的活动（劳动）还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其对立，并且压迫着人，甚至分工的发展会进一步导致大工业的发展，而大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发生异化，而且使劳动本身也成为与工人相分离的东西。事实上，尽管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模糊了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之间的区别，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似乎已经把社会分工系统化为生产关系的技术过程。
三、走向自由和解放的共同体
为了进一步深入把握社会生产关系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展开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四重关系和劳动异化后，进一步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三个共同体阶段。如果说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四重关系、劳动分工与异化的分析是揭示生产方式在其中的发展演变和独特作用，那么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共同体的分析，则是对生产方式在社会形态综观层面展开的论述，是其逻辑的必然展开。对此，我们需要从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进行深刻把握。
第一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所对应的共同体，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人类的原始阶段，多是从事较为原始的狩猎和畜牧等活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受制于有限的生产力，被固定在一定的空间中，人类共同生活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种族繁衍和安全。“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2]可见，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阶段也存在着异化现象。
第二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虚幻共同体”阶段。“虚幻共同体”以民族、国家、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共同体由个人联合，但又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23]作为这个阶段最重要共同体形式的国家，也只是资产者为了保障自身的财产和利益而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这又是由分工造成的，因为分工的发展产生了个人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共同利益存在于个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中，正是由于个人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虚幻共同体形式。
第三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标志的“真正的共同体”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每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4]。“真正的共同体”即是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写照。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人都参与到共同体的建设中，并且将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每个人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其他每个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真正的共同体”消除了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为进一步联合创造了各种物质条件，也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目标。正是在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类历史由地域性的历史向人类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迈进，实现了由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5]共产主义是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能实现的，无产阶级也只能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我们传统理解的历史无非就是各个时代的依次更替，但是随着各个民族交往的深化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人类逐渐形成了紧密的统一体，并且随着分工的逐渐被消灭，人类历史也就变成了世界历史。
“真正的共同体”（共产主义）实质上也是个人由异化走向自由解放的阶段。一般认为，分工一方面促进了社会交往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个人活动的范围，形成了某种异己的强制力量；而到了真正的共同体——共产主义阶段，每个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社会活动也没有固化。当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异化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而是人类走向自由解放的必经阶段，“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26]这包括让人类的大多数成为无财产的人和让这些人同那些有产者的世界对立。除此之外，联合起来的个人实现了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会终结，人类也消除了异化劳动，消除了劳动的分工，实现了劳动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受分工的束缚，可以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因此，通过人类的生动实践，将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到那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7]。
共产主义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生成，是对私有财产的不断消解，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无产阶级的革命才是人类普遍解放的基础。人类社会长期的历史性的发展，通过劳动异化的形式展现，并最终导致将全人类的社会存在转变为一种没有任何锁链的形式。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争论的焦点不是“给奴隶更高的工资”而是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首先要求结束劳动的异化，但是人类的普遍解放要求结束所有形式的异化。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异化主要是为了保证以私有财产形式存在的异化——劳动的异化，因而必须超越国家的政治形式本身。任何形式的异化都会给人类解放的社会进程带来一系列挑战。作为完全解放的条件，马克思认为要消除一切异化形式，必须通过革命；需要通过革命来结束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不仅需要改变国家的直接形式，而且需要消灭国家本身；但他同时也认为，一种政治形式的国家将继续一段时间。
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工人从生产中得到的回报与他们所贡献的劳动不成比例，而且还要承受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因此，这些不平等只有在废除了“个人奴隶般地屈从于劳动分工”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之后才会消除。只有在劳动不仅成为一种生活手段，而且成为生活的主要需要之后，只有在生产力也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加之后，所有合作财富的源泉才会更加丰富地流动。因此，必须在革命中击败最具体和最直接的国家形式，使异化的结束成为可能。只有超越劳动及其他形式的异化，才能真正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
四、重新理解唯物史观的历史性生成及启示意义
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典文本中对人类社会的四重关系、劳动分工与劳动异化以及对三个阶段共同体的深刻理论阐释，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唯物史观围绕考察“生产方式的展开与人的自由解放”的历史性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运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相关术语，比如劳动异化的概念，但是通过对虚幻共同体、大工业、分工等的分析，也揭示了劳动在这个过程中所存在的异化现实，即异化的劳动仍然是凌驾于人之上的强制力量，凸显城乡的分离、私有制的稳固、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这也显示出马克思恩格斯逐渐超越理论成熟前蕴含道德批判的具有政治意义的阶级叙事，而转向了围绕现实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诊断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特点。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更加强调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而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将通过革命性的人类解放而终结。以财产运动为基础的历史的运动，被揭示为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这些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从物质生产过程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从财产关系的内在角度来考虑的，在广泛的历史意义上与“异化劳动”的发展相对应，换句话说，他们强调的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剥削性的阶级关系。马克思承认的阶级社会的历史始于并建立在发展具体的剥削性生产关系之上。在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中，明确的社会剥削关系以劳动的异化展现，而劳动的异化以财产的形式表现为人类的疏离，这是社会的决定因素，而不仅仅是物质条件上的生产所导致的。事实上，正是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马克思第一次观察到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属于“财产运动”的“一般规律”，这也体现了劳动异化的历史实现。因此，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文本，要探讨实际的历史发展问题，需要在社会生产的总体形式和具有阶级社会特征的剥削性生产关系的实际历史出现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即需要考察从遥远的人类社会起源开始，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人们，逐渐转变为以劳动异化或社会剥削为特征的阶级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规律。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找到了批判现实、改造世界的方法。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8]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斯蒂纳等人的唯心史观，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述了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批判了各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且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四重关系和三种共同体，探索了建立新社会的路径和方法，试图实现理论和现实的双重革命。其实，在马克思借鉴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黑格尔对社会概念的思索也是从个人开始的（他以亚里士多德为例），接着是家庭，然后是社会生活形式。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的分析也是从人类社会起源开始的，出发点是人类通过生产所自我创造的人性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就把早期的认识概括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上的。事实上，他们也开始立足于社会生产关系构建历史分析的框架。马克思恩格斯分析的重点是社会生产，他们的注意力也从劳动的异化作为剥削阶级主导生产的基础，转移到对任何系统性生产形式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广泛考虑。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构建的历史框架就从“历史中的财产流动”，转移到了对人类社会任何形式的物质社会再生产的分析。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形式与法律、政治和文化层面的社会制度之间显然存在着重要关系。因此，马克思通过对建基于社会内部的财产关系的分析，过渡到了对社会现实的生产方式的重点分析，从而实现了社会批判方法的转换，这也洞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找寻到了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一个考察“生产方式的展开与人的自由解放”历史性生成的过程。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从哲学分析转向了实质性的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四重关系，认为人类所结成的最原始的关系就是物质关系，并且随着人们的需求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形式、增添新的内容，从而产生了由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历史”。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思想的唯心主义框架，认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上的，随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乃至《资本论》中，详细分析了社会财产关系，强调劳动分工的主要社会作用，认为财产只是劳动分工的一个方面，阶级被看作是劳动分工的产物，是在各种劳动分工中发展起来的。“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29]分工加剧了城乡分离，使得劳动成为强大的制约力量，劳动的强制力是伴随着私有制而存在的，不消灭劳动分工带来的城乡分离也就不能构建崭新的共同体。
据此，马克思恩格斯凝练概括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共同体阶段：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只有到真正的共同体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会最终消灭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在21世纪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有助于正确认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人类生产实践，明确用“生活方式”来描述历史发展的阶段，他们的分析是从生产生活资料开始的；人一旦开始生产生活资料，就开始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但是人们也受到他们的生产条件的制约。人们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现有和必须生产的实际手段和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个人物质存在的再现。相反，它是这些个体的一种表达现实生活的明确形式，一种他们自己明确的生活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作为个体的人在每天的物质生产中展现自身的丰富生活，并在这种生活中体现人之为人的生命力与价值；个人的存在价值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而作为整体的人类，不断适应现有的生产条件，并在人类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中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创造性实现了飞跃，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现了升华。
其次，有利于正确理解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性生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文本，在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解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对共产主义的历史性生成来说尤为重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劳动分工的批判性讨论中，将其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进行了对比，当分工出现时，人们失去了自由，被限定在特定的范围。“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0]而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在进行共同生产活动中形成了一种社会力量——成倍增长的生产力，这种力量被看作是异己的强制力量而存在，并且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只有在实现普遍交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世界性的历史产生之后才能实现，也只有如此才能消灭这种压制人、限制人发展的异化，这也意味着共产主义不是当下确定的状态，而是在不断消灭现存状况的历史性的生成状态。
再次，有助于彰显社会财产关系（产权）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文本中深入阐释了产权发展的历史，认为财产只是劳动分工的一个方面。唯物史观也揭开了财产的神秘面纱，并使之“历史化”，这与经济学家认为财产是“自然”形成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使财产成为劳动分工的一个方面时，也使财产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源于被社会组织起来的个人再生产活动导致的劳动分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生产关系，不是单纯的财产归属关系，而是财产关系的现实形态，是实际的占有关系，而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直接决定着占有关系的属性，基本经济制度是国家依据社会性质及基本国情，通过法律对社会经济秩序中生产资料归属做出明确规定的经济制度，是社会经济在生产关系中最基本的规定。而社会财产关系与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的新质生产力紧密联系，新质生产力更加重视创新、技术进步和智力资源对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的全面提升，是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的重要标志。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目标是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总结起来就是发展“创新、质优”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实现了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变革。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体系，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权保护制度、科技创新制度、人才引育留用制度等，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提高各种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最后，凸显了劳动分工与国家发展的密切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乃至整个国家自身的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其生产和对内对外交往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最明显地表现在劳动分工的程度上。每一个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已知的生产力的数量扩展，就会带来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一个国家内部的劳动分工，首先导致工商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分离。同时，通过劳动分工，在这些部门内部每个人之间的各种分工进一步发展。这些个体群体的相对地位取决于其在农业、工业和商业中所采用的组织结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到“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键是要牵住科技创新的“牛鼻子”。为此，需要研究深化科技创新，推进劳动的社会分工，实现创造性劳动。科技创新有助于推动劳动分工，提高工作效率。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必须优化社会生活组织，实现科学的劳动分工，不断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是相通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31]。进入新时代，中国已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重大转变，虽然成就巨大，但是面临的问题更多，改革也进入深水区，如何处理好人口、自然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问题，关系着是否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需要我们充分掌握和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不断解决我们前进中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发展了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深刻揭示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并且将其运用到对黑格尔历史哲学、自由主义等的批判中，形成了系统的唯物史观，这对于我们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促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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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旺舟.生产方式的展开与人的自由解放——重新理解唯物史观的历史性生成与意义[J].学习与实践,2024,(08):3-12.
